李强德,1914年生,沂水县诸葛镇西埠前村人。她出身在一个革命家庭。她的堂叔李洪宝,是沂水县早期共产党员之一,20年代沂水县西北乡的革命火种,就是他撒下的。李强德的大哥李纯德和3个弟弟都于30年代初先后参加了地下党组织。李强德18岁那年,由家庭作主,与下华庄一个名叫王方田的青年结了婚。1939年,八路军来到沂蒙山区开辟抗日根据地,沂水城四周党的组织又迅速恢复起来。当时的口号是发动群众,建立抗日民主政府,开展敌后武装斗争,把鬼子赶出中国去。李强德识字达理,怀着一腔爱国热情,她动员丈夫参加工作。那时,王方田已是初中学生,也懂得了不少革命道理,很愿意出来参加抗日工作,阻力来自婆婆身上。老人只有这么一个儿子,不舍得让他离开自己,她听说儿媳动员自己的儿子去打鬼子,便朝儿媳发火。李强德流着泪说服婆婆:“娘,天下没有当娘的不疼自己儿子的,也没有媳妇不疼自己丈夫的——谁疼谁自己心里知道,他出去一天,我的心也吊着一天，我不愿他守在咱们身边安安稳稳地过日子吗?可是鬼子打过来了,怎么办?咱一个个当宰场的猪,等死啊?这个不出去,那个不出去,鬼子靠谁打呀?”
公公能理解儿媳妇的话,他指着老伴说:“听儿媳妇的!打鬼子人人有份。”在李强德的说服教育下,王方田参加了抗日工作，公公成了全村义务放哨员,她当了妇救会干部。
王方田参加工作后进步很快,乡政府成立不久,他就任副乡长兼文书。
对李强德来说,丈夫出去了,她的心也跟着出去了。然而不幸的事终于发生了。1939年7月13日,大清早山那边就响起了枪声。她正抱着不满周岁的儿子在家为部队做军鞋,听说乡公所被鬼子和汉奸包围了。她不大相信,我们的乡公所一天换一个地方，敌人怎么会找到呢?她把孩子交给婆婆,要过山去看看。原来,由于一个叛徒的告密,据点的敌人天亮前包围了乡公所,等民兵发现时,敌人已堵住了村口。王方田知道这次很难全部冲出去,他掩护乡长和其他同志出去以后,又把文件烧毁。等他提着手榴弹往外冲时,敌人已来到他面前,一阵枪响过后,这位年仅21岁的副乡长倒下了。李强德赶到的时候,她丈夫已壮烈牺牲。
她正在悲痛之际,党组织来找她了,来人是红石崖村的武善同,他是按照区委指示,来安排王方田遗属和恢复这一带地下党组织的。武善同说:“王方田同志是我们的好同志,他牺牲了,家里丢下了两个老人和一个孩子…”“有我呢”,李强德说。她真想对着组织大哭一场,可等她见了武善同,却怕自己一哭,会叫组织不放心,便咬住了牙不让自己哭。她平静地说:“他死了还有我,公婆有我伺候,孩子我养大,俺家的事,组织上就别操心了。我只提一个要求…”“你只管说。”武善同说。“我要入党,入共产党…”
武善同回到区上,把李强德的要求向区委书记作了汇报。党组织根据李强德的表现,批准了她的要求。从此,她工作更积极，碾军米的任务下来,她背着孩子动员各家起早摸黑地把米碾好,又背着孩子挑一担小米走在前头;做军鞋的任务下来,她把鞋料分到大娘、大嫂手里,自己分的那一份就带在身上随时干;形势紧了,她带上妇女,日夜站岗放哨,盘查行人;有时候,她背着孩子亲自到外地送情报。
1941年10月,因为坏人告密,国民党顽固派“三纵队”的人把李强德母子抓去,押在本村陈宝奎的堂屋里。那个小头目说李强德是共产分子,要她说出她所知道的共产党员。李强德说:“我不是什么党,就俺男人是打鬼子的,他已经死了,撇下俺母子过日子,俺一个妇道人家,什么也不知道。”敌人把她打够了,让她好好想想，说:“今天不交出共党,明天就把你娘俩活埋！”
李强德躺在地上,非常着急。她知道村里还有几个同志没有转移出去。夜深了,她挣扎着坐起来,对着屋外喊陈宝奎的奶奶：“二奶奶,你端碗水给我喝……”二奶奶给她端来了水。李强德知道二奶奶是个好心人,就低声问:“二奶奶,那几个人对你看得紧不?你能出大门不?”二奶奶说:“我出去拿柴,他们也没问。”李强德在她耳朵上低声说:“二奶奶,我有件事托你你快去找王树田,告诉他说敌人把我抓了,叫他们快躲躲!”二奶奶及时把情报送到了,我们20几个同志连夜转移,敌人什么也没得到。
后来,经党组织安排,本村一个叫王京标的人出面做保,李强德的公婆卖掉仅有的20亩地,凑齐100块大洋,把他们母子赎了回来。获救后,她仍然坚持做党的工作。
1946年,她光荣地出席了鲁中区二地委召开的拥军支前模范大会,二地委领导表扬了她,号召妇女、烈军属和党员向她学习。
1988年,李强德老人因病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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