莒国少年(辛玮)

发表时间:2020-02-13 19:56阅读次数:
        每当回忆起抗战初期活跃在沭河岸边的莒县游击队少年队时,一批热情奔放、朝气蓬勃的青少年形象,立即浮现在我的眼前。一股火热的战斗激情也涌上心头,令我久久不能平静。


        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后,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几十万国民党军队不战自溃。坐镇济南的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榘,于十二月下旬日军侵占济南前,率部南逃。布防于胶济路东段的东北军五十一军,也仓皇撤退到徐州地区。致使美丽古老的莒县县城,于一九三八年农历正月二十四日沦于日本侵略军的铁蹄蹂躏之下。几天时间,就有两千多群众被杀戮,无数房屋被烧毁,城乡广大人民,顿时陷于水深火热之中。
        这时,莒县城里的莒县中学和完小,也遭到极大破坏。学校关门,学生失学。失学的青少年,有的跟随父母逃到偏僻的乡下,投亲靠友,过着寄人箭下的生活。如莒县中学的学生张明孝(后改名张明晓)、张明悌(后改名张毅)、井泉、董绥之等人,就逃到城东,给人家放牛、放羊。也有的只身逃进深山,到处流浪。如十五岁的姚亮清,家住石家屯,房屋被烧,父母双亡,他独自逃难到横山一带,白天串街讨饭,夜晚露宿街头。许多青少年学生,变成了无依无靠的孤儿。那时的莒县到处笼罩着不安和恐怖的气氛。人民群众在生死线上挣扎,失学的广大青少年,好似迷途的羔羊,徘徊在三岔路口,真是一幅“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沉浮雨打萍”的悲惨情景。
        一九三八年春,台儿庄战役爆发,日本侵略军撒离葛城。不久,在我党影响下的国民党第六十九军新编第六师高树勋部进驻莒县。这支部队抗日救亡热情较高,思想比较进步。部队中不少人是我地下党员,钟辉同志任该师政治部主任。当时高树助本人也自称“新六师虽不如八路军进步,也堪称七路半。”新六师驻营,与我莒县党组织的关系很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有了很大发展。国民党莒县县长兼莒县游击队司令许树声,是一个反动政客,在当时广大人民群众抗日情绪极为高涨的形势推动下,又加他的上不着天,下不着地,悬在半空的危急处境,迫使他也不得不唱起抗战救国的高调。
        在这新的形势下,为了加强党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领导,中共鲁东南特委于一九三八年八月,决定在莒县游击队内部成立中共莒县游击队特支,牛良佐(钮新农)同志任书记,我和马华、王新华、王成章等人为委员(以后又增补了艾光楼、辛纯等同志)。
        特支成立后,立即分析了莒县的斗争形势和莒县游击队的政治、组织状况,认为这支游击队除了政治部和两个营为我党掌握外,其他大部分武装均掌握在满脑子是升官发财的旧军官手中。为了培养有觉悟的军事骨干逐步代替旧军官,以改造国民党的旧军队,同时,为了团结、教育流离失所、忧国忧民的青少年,更好地开展抗日教亡活动,决定以国民党莒县游击队政治部的名义,成立莒县游击队少先队。事情决定后,特派莒县游击队政治部主任路雨亭(许树声的老同学)和牛良佐同志去找许树声商谈。许树声表示同意,随即问道:“打算叫什么名字? ”牛良佐同志说:“叫少先队吧!”许树声很敏感地说:“不要这样叫!那是苏联的叫法。还是叫少年队吧!”因此,这支队伍就命名为莒县游击队少年队了。
        在一个天高气爽的秋天,莒县游击队政治部的招生简章传遍城乡。简章规定:抗日高于一切。凡自愿参加抗日救亡,热心战地服务,年龄在十四岁至十八岁,具有高小以上文化程度,身体健康的男性青少年,均可报考。失学的爱国青少年们看到招生简章,惊喜若狂,奔走相告。仅三天时间,报名的即达三百余人。紧接着,我们在政治部驻地——莒县城南的陈家庄子,进行了考试和体检。笔试有作文——写一篇有关抗日救亡的文章,还有政治常识、数学。口试内容是关于抗战的道理,本人参加抗日的决心以及关于岳飞、文天祥、史可法等民族英雄的历史常识等等。经评定,择优录取了五十多人,后因人事关系,增至六十一人。


        一九三八年的中秋节,少年队在莒县城南沭河沿岸的史家庄于集合了。在一阵热烈的掌声中,举行了建队典礼。我党在莒县游击队政治部工作的艾光楼同志到会讲了话。他首先阐述了成立少年队的宗旨,号召大家争做抗日救亡的闯将。接着宣布了政治部的决定:由徐锦江同志(莒县抗日民众动员委员会负责人)兼任少年队队长,米新华同志任专职队长,牛良佐同志兼任指导员,我任专职指导员。
        这天晚上,雨过天晴,皓月当空。大家凑在一起,吟诗对词,抒发自己的爱国心情。有的引吭高歌岳飞的《满定红》;有的深沉低吟文天祥的《正气歌》,有人无限深情地吟哦李白的“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大抒思乡之情;也有人感慨万分地咏唱陆游的“死去原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京祭勿忘告乃翁”,显得格外激昂、悲愤。当有个队员吟话“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时,许多队员都接上了新词“国破山河碎,抗战到何年?”表达了人们的爱国情感。我和米新华同志抓住了这个时机对大家说:“从今天起,大都是抗日战士了。这是大家踏上征途的开始。我们要把国、民族的前途和自己的命运联系在一起,永远热爱祖国,报效祖国。”队员们听了很激动,一齐热烈鼓掌。有的队员提出,为了不忘祖国,时时想念到祖国,可把每人名字中间那个字改为“国”字。这个意见,得到大家的支持。我和米新华同志也同意他们的建议。从此,许多同志的名字就都带有“国”字了。如米新华政为米国光,我改为辛国亮,唐修启改为唐国瑞,李禾稼改为李国典等。
        少年队是一个表面上由国民党莒县游击队政治部领导,实际上是由我党直接领导的青少年武装。当时我任党支部书记,十月,由艾光楼同志和我介绍米新华同志入党。
        少年队的学习内容很丰富,有政治、军事、文化等课程。政治课除了学习毛泽东同志的《论持久战》、《抗日教国十大纲领》外,还学习中共山东分局领导的山东抗日军政干部学校(当时称为岸堤平校,后与由晋东南来鲁之抗大一分校合并)编写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民众运动》等教材。学习方法,除由艾光楼、牛良佐、米新华和我分别按内容定期上课外,主要组织队员们认真讨论。在讨论中要求大家认真思考,畅所欲言。大家的学习情绪十分高涨。队员中年仅十三岁的张明梯,学习刻苦,反应敏捷,说起话来,常引用刚学过的新名词,大家开玩笑地称他为“小八股”。
        那时候,学习条件很差。没有教室,我们就到沭河边的树林里上课,没有板凳,我们就用麦秸绑一个草墩子,上课带去,下课捎回,没有桌子,我们就在自己大腿上书写。
        说起学习军事课来,还有个故事呢。有一天晚上,牛良佐同志带着匣子枪来了,当晚没走,就和队员睡在一起。唐国瑞同志调皮,把一粒不对型号的子弹推进了胆枪膛中,枪栓拉不开了。他憋得满头大汗,也没弄开,又怕出事,只好呆呆地坐在那里,守着枪看了一夜。天刚放亮,唐国瑞同志跑到南关,找了个锔缸的,才把子弹弄出来。这件事对我们刺激很大,连枪都不会用,怎么能打仗呢?大家一致向许树声提出要枪,他根本不理睬我们的要求。因此,有些队员只好做了木头枪,在上军事课时,用木枪刺土墙练臂力,并互相对刺,练习机智灵活。时间长了,总觉得不过瘾,我们就自动凑钱,让铁匠给每人打一把大刀,并配以皮刀鞘。半个月后,大刀打成了,质量很好,刀薄,铮亮,用手一挥,闪闪放光。队员们有了大刀,学习军事的劲头就更大了。他们随身携带,形影不离。有的队员还把刀柄上拴上红缨或红稠子,风一吹动,飘飘摇摇,甚为英武。广大群众都称他们为“大刀队”或“莒国少年”,
        为了更好地帮助队员们锻炼杀敌本领,我们还从城西南石家屯聘请了一位曾在青岛沈鸿烈率额的国民党海军第二舰队海军陆战队当过教官的离伍军人,专教劈刀武术。同时规定每周举行一次劈刀表演赛。队员们带着血泪仇,民族恨,夜以继日,苦练杀敌本领。记得有一天早晨,农雾象层层纱幕笼罩着大地,队员们手提大刀,在依雾中砍、杀,浪,打,有个队员边杀边城:“中国的地盘不许敌人侵犯,小鬼子,叫你尝尝我这大刀的厉害!”把大刀抡得呼呼响,白光闪处,用高粱秸和麦秸做的“鬼子”脑袋,咕噜噜地滚在地下。他们杀呀,练呀!直到太阳喷射出万道金光,驱散了晨雾,才挥汗而归。
        少年队为了广泛地组织民众,掀起抗日高潮,还分成若干小组,分赴各地进行宣传活动。他们走到哪里,哪里就响起嘹亮的歌声。听啊:“高粱叶子青又青,九月十八来了日本兵。先占火药库,后占北大营,杀人放火真是凶……中国军队好几十万,恭恭敬敬地退出了沈阳城!”“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那里有,森林煤矿,还有那,漫山遍野的大豆高梁。九一八,九一八,从那个悲惨的时候,离开了我的家乡……“工农兵学商,一齐来救亡!拿起我们的武器刀枪,到前线去吧,走上民族解放的战场!……”他们唱出了中国人民对日本侵略者的刻骨仇恨,鼓舞了广大群众的抗战热情。有一次,队员们坐在史家庄子石牌坊的石狮子上,沉痛地唱着《流亡三部曲》,一边唱,边哭。推小车,牵牛赶路的人们,都停步静听,感动得挥泪,场面非常动人!此外,队员们还排演了《放下你的鞭子》、《小放牛》、《风阳花鼓》等文娱节目,自编自演了《群众打鬼子》的话剧,受到群众的热烈欢迎。我还记得一个姓马的队员,是个矮胖子,会儿句咿哩哇啦哩哇啦的日本话。他化装起来,活象个“日本鬼子”,每次演出引起全场大笑。
        经过几个月的训练,队员们明确了政治方向,坚定了抗战必胜信心,政治觉悟、军事素质都有了显著提高。少年队已成为一个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战斗集体。在此基础上,我们发展了一批“民先”(党的外围组织,即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队员。不久,我们又发展了张明孝、张明悌、张哲民、汪鑫远等同志为中共党员。以后严维璈、李玉文、张叔晋、宗树人、董绥之、姚亮清、井泉、孙国蔚……均陆续入党。


        一九三八年十月,少年队迁往莒县城东门里。不久,又移驻贾家花园(城内西北角)。
        十二月中旬的一天,少年队接到莒县游击队司令部的通知,叫到南关操场集合,接受国民党山东省主席沈鸿烈的检阅。早饭后,我们整队来到了南关操场。这里已聚集了许树声的军队和各方人士。等了很长时间,沈鸿烈才来到操场。他身后有一队全副武装的卫兵,两旁站立着四个古侠客装扮的保镖。许树声也换上了士兵服,尾随在他身后。
        沈鸿烈是带着蒋介石限制“异党”活动的指示来视察的。因此,他走后,莒县风云突变,社会上传说纷纷。有的说:“国共分裂了!”也有的说:“两党要打仗了。”当时广泛流传的“两党合作中国就兴旺,两党合作中国不会亡”的《国共合作歌》,再也听不到有人唱了。几天之后,流言更多,什么“要取消有共产党活动的动委会”啦,“要改组有共产党活动的政治部”啦,“要解散共产党领导的少年队”啦,等等。队员们的笑脸没有了,心头罩上了一层阴云。
        许树声对少年队一向又恨又怕,这次借沈鸿烈视察之机便下了毒手。一天早饭后,他派人送来了“命令”。“命令”说:“为了减轻民负,决定撤销少年队,愿干的留在部队当兵,不愿留的,一律回家上学。”当命令传到队员中时,大伙都气炸了肺,纷纷大骂国民党、蒋介石、沈鸿烈和许树声。就在许树声下达命令的同时,有个姓袁的人来煽动队员们说:“人家沈鸿烈是正统派,地盘大,人又多,还是跟随他们有前途。”国民党五十七军也派人来,以装备精良、待遇优厚为诱饵,企图拉人。在此情况下,队员们思想一度混乱。有的想去五十七军,但绝大多数队员都要求投奔共产党、八路军,到岸堤千校学习。在这关键时刻,我和光新华找到了徐锦江、艾光楼、牛良佐等同志。经他们同意,要我带两个队员火速请示中共鲁东南特委。我们到达桑园后,向特委书记景晓村等同志汇报了少年队的思想动向和要求。景晓村同志说:“这批青少年在党的培育下,有一定的觉悟,不能解散,更不能让国民党拉过去。”他停顿了一下,接着又说:“我看少年队有两个去向:一是来特委成立宣传队,二是去岸堤干校学习。这要走群众路线,请你们回去商定。要提高警惕,防止意外。”
        我们回去向特支传达了特委的意见。经研究。决定以上学的名义,去岸堤干校。队员们听说,情绪十分高涨,一致要求迅速行动。接着,我们便组织了骨干队员,仔细研究了行动措施。为了避免许树声发觉,决定以迅雷不及拖耳的“打野外”的方式,离开县城,奔往岸堤。


        一月十七日拂晚,我们少年队紧急集合了。大家背着行李卷和大刀,从驻地——莒县城内费家花园跑步出发。接近北城门时,米新华同志特意沉着有力地喊着口号,还领大家唱起了歌曲。守卫城门的岗哨把枪一横,盘问道:“干什么的?”米新华同志镇定自若地回答:“打野外!”岗哨翻了一下白眼,没再多问,我们便迅速地出了北门。我们出城之后,大队员拉着小队员的手,沿公路向沂水城方向疾进。快赶到三十里铺时,忽然发现迎面来了国民党的骑兵巡逻队。顿时,空气紧张起来,有的队员就要抽刀准备战斗。我忙说“镇定!一切行动听指挥!”米新华同志也当机立断地传下命令:“保持间隔距离!继续前进”骑兵巡逻队走近了,一个带队的国民党军官勒马呼喊:“那一部分?”
        “大刀队!”米新华同志回答。
        “你们干什么?”
        “打野外!”
        “到哪里去?”骑兵军官又问。
        “到三十里铺。”我接过去回答。
        “你们是哪部分?”米新华同志漫不经心地问。
        骑在马上的军官傲慢地把马一勒说:“我们是骑兵巡逻队。”他一边说,一边骑着马围着我们打了一个旋,瞪着一双贼眼,奸声奸气地说:“到前边打野外可不近啊!小心!别碰上这个!”说着,伸出拇指和食指,比划成一个“八”字。接着,便挥鞭策马扬长而去。就这样,我们逃脱了这群蠢驴的监视,继续向沂水城前进了。
        在暮色苍茫中,我们来到了沂水城边。沂水城有我们八路军办事处。至此,大家的心情才平静了下来。一个天真活泼、外号叫“二宅先生”的队员风趣地讲起了故事:“过去有一个老道,有件法宝——宝葫芦。如果碰上妖怪,他就念念有词,把宝葫芦揭开,葫芦就放出一道金光,一个个妖魔鬼怪就乖乖地被装进了宝葫芦。有朝一日,我们也能弄到一个宝葫芦就好了,可以把日本鬼子、汉奸、许树声之流统统装进去,使他们不再作孽。”他刚讲完,队伍响起了一片笑声。
        这时,米新华同志下达了整队进城的命令。霎时间,一支整齐的队伍,迈着矫健的步伐,行进在沂水城的大街上,嘹亮的歌声,传遍了四面八方。听啊:
   “快乐的心,
随着歌声飘荡;
快乐的人们神采飞扬。
我们的歌声唤醒了城镇,
也唤醒偏僻的大小村庄。
这歌声给我们最大的力量,
引导着我们奔向前……”
        我拿着介绍信找到了八路军沂水办事处主任邵德孚同志。他热情地接待了我们,并给我们安排晚饭和宿营地。
        一天的奔跑,队员们跑得腿疼腰酸,两脚起泡,但精神仍很饱满。有一个队员指着自己的脚诙谐地说:“谁说我们少年队没有炮(泡)?光我们这些就够打败小日本的!”逗得大家哄然大笑。队员们休息后,我和米新华更加忙碌起来。一个烧洗脚水,一个往队员那里送,还不住地向队员们介绍用火烧过针尖来穿破脚泡的经验。
        一月十九日,我们从沂水城到达中共山东分局驻地——王庄。当时分局机关驻在山下的天主教堂中。我找到了组织部的史秀云同志,接转了组织关系,汇报了少年队的情况及沿途表现。晚上,分局为我们组织了欢迎晚会,八路军山东纵队指挥张经武和分局的郭子化同志在会上讲了话,对我们鼓舞很大。
        一月二十三日,我们少年队到达岸堤。干校领导为我们举行了全校规模的欢迎大会。会上,校政治部主任徐元泉同志和教务主任徐仲林同志讲了话。我们也表了决心:在党的领导下,刻苦学习,努力工作,为抗日救亡,为建设自由昌盛的新中国而努力奋斗。会后,演出了文艺节目。少年队也表演了“劈大刀”,博得了大家的好评。
        经过几个月的干校学习,队员们的思想觉悟更高了,锻炼得更英勇、更坚强了。结业后,这批莒国少年,奔赴齐鲁各地,投入了火热的抗日战争。不少同志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以及在开国后的革命与建设的斗争中,为党为人民做出了有益的贡献。
        四十多年过去了,回忆当时莒县游击队少年队的这段斗
争生活,只不过是我党领导下的山东人民抗战史上的一个小小插曲。但这个小插曲,却经常激励着我在新长征的道路上奋勇向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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