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期间，在创立和巩固鲁南革命根据地的艰苦岁月里，我曾在罗荣桓同志的领导和关怀下工作过一个时期。他那远见卓识，光明磊落，艰苦朴素，平易近人的思想作风，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尤其使我难以忘怀的有这样几件事。
罗荣桓同志是在一九三九年夏率领我八路军一一五师挺进魯南的，当时他任一一五师的政治委员，同志们都亲热地喊他"罗政委”。记得是在三九年的六、七月间，一一五师（当时叫东进支队）东进途中，继梁山战斗之后又在抱犊崗山区先后与日宼进行过多次激烈的战斗，特别是在峨山口，阎王鼻子山、文王峪、石河等地，我八路军战士打得英勇顽强，给日本侵略者以沉重的打击。对那些一贯为害群众的地方伪顽势力。例如孔庄的杜若堂、白彦的孙鹤龄、天宝山的连徳三之流，也给予了严厉的惩罚。这对于振奋人民的抗日热情，巩固和扩大鲁南抗日根据地，起了巨大的作用。
但是，主力部队屡经战斗，减员很大。补充兵员，壮大主力部队就成了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部队干部更是十分急切地要求地方干部帮助他们补充兵员。我当时担任政府工作部长，兼管统战和民运工作.对解决兵员问题负有义不容辞的责任，可在当时条件下又感到困难很大，特别看到地委书记朱子成同志为此而急得害病，心里更是不安，便带着这个问题，赶到吴家沟，向罗荣桓同志汇报请示。
罗政委热情地招呼我坐下，并给我倒上一碗白开水，然后耐心地听我汇报。当我提到宋子成同志非常着急的时候，他马上关切地对我说：“告诉宋子成同志，不要急，不要感到有压力。”他停顿了片刻又说：“部队向地委要兵员是对的，兵员可是个大问题！想想看，用什么办法解决？我看办法总是有的。”接着他给我讲了地方干部和部队团结才能取得胜利的道理，并要我回去转告同志们，而对于如何解决兵员问题他却没有谈。
大约是在我向罗政委汇报的第三天，我们接到通知，要地方干部和部队的同志一起开会。我心里想，这下子可好了,一定是罗政委拿出主意来了。
十月的一天，秋高气爽，在大炉村万家大院里，我们到会的四十多人都怀着急切的心情，目不转睛地看着正在讲话的罗政委，他高大魁梧的身体，裹着一身退了色的军衣，声音沉着而坚定，字字句句送进我们耳中，“经过战斗，部队产生减员，这是事实。部队需要补充，兵员必须解决。但是怎么补充呢？”我们屏住呼吸，静静地听着，每一个人都在寻思着政委提出的问题。
“鲁南抗日斗争的局面刚刚打开，人民群众还没有充分发动组织起来，党的基层组织还没有普遍建立，地方上一时是拿不出兵员来的。怎么办？硬要吗？那是不能解决问题的！”
会场上响起一阵短促的耳语声，然后大家不约而同地抬起头，盼着罗政委说下去。罗政委笑了笑，接着说，“解决兵员问题要有条件哩！那就是广泛开展了群众工作，普遍提高了人民群众的觉悟，地方上建立起群众组织和党的组织，有了这些条件，兵员问题也就自然而然地解决了。”他用亲切的目光环视会场之后继续说：”我们的军队不仅是战斗队，也是工作队、宣传队，要充分发挥这支军队的作用。当前的任务不是向地方伸手要兵员，而是部队要支援地方。要从部队抽调一批干部组成工作队，深入到群众中去，帮助地方做好群众工作……”
听到这里，大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思想上的问题一下子全解决了。那些坚持向地方要兵员的部队同志，也会意地朝我们笑笑，意思是说这回罗政委可给你们解围了。
接着，罗政委就传达了师党委的决定，从主力部队中抽调一百多名干部组成群众工作团，由彭亮同志带队，分赴滕北、邹东、费南、费北四县边联一带农村，深入群众，开辟工作。罗政委并亲自带领我们到费南临鄴一带调査研究，发动群众。他一再强调，工作团的同志要带头搞好军政、军民团结。要相信党，相信群众。要放手大胆地开展工作。记得工作队刚下去的时候，因为群众对我党我军不够了解，曾遇到不少困难。一次，工作队在白彦天宝山一带帮助农民收麦。开始，群众害怕抢占他们的劳动果实，婉言谢绝了。后来，群众看到我们的战士和干部不但不要群众的东西，相反把麦子割好捆好，整整齐齐地送到打麦场上，一下子全消除了疑虑。有的老农感慨地说：“自古以来没见过这样好的队伍，八路军真是人民的子弟兵。”从此，国民党反动派的造谣宣传，不攻自破，农民到处争着请部队到村里去开展工作。
由于罗政委的正确领导和同志们的积极努力，工作团在邹东、滕北，滕东、费北、费南一带农村，很快就建立起五十多个群众工作点，使这些地区的抗日救亡运动蓬蓬勃勃地开展起来。在这个基础上，普遍建立起工救会、农救会、青救会和妇救会等群众组织，发展了党员，建立了党支部和基层政权，并进而带领群众开展了减租减息，反霸除奸的斗争，使这些地区成为我们可靠的根据地。如费南的埠阳，临沂的漫子、庄坞、湧泉、甘霖、大炉、车辕、长新桥、东白山等地就是开辟较早，基础较好的村子，当地群众曾形容这里是“宝山前，赛苏联；宝山窝，莫斯科”。在工作团的帮助下，这些地区都拉起了农民抗日自卫武装，时常与小股日伪军作战，并取得不少战果。工作队队长彭亮同志，就是在邹东一带率领农民抗日自卫团作战时英勇牺牲的。
冬去春来，鲁南地区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县、区、乡三级抗日政权相继建立。在此基础上又召开了有四百人参加，代表鲁南五百万人民的代表大会，选出了彭畏三同志为参议长，我担任了鲁南行政专员公署的首任专员。不久，鲁南各界救国联合会也宣告成立，由魏思文同志任会长，加上早期成立的以张光中为司令员、邙任农为政委的鲁南军区和以赵鋸同志为首的鲁南区党委。整个鲁南地区的党政军民四大系统都建立起自己的组织，罗政委所讲的补充兵员的条件具备了。一九四。年春天，临鄰苍平原沸腾起来了，出现“工农兵学商，一齐来救亡”的动人场面。许多青壮年踊跃走出工厂、田庄、课堂”，慷慨高歌，奔向“民族解放的战场”，仅费南山区就有近千名青壮年报名参军。西坞地苦大仇深的傅建彬兄弟三人，争着报名，有的参加了主力部队，有的参加了地方武装。于沟一位年近六旬的'八路迷”,硬把自己年方十六岁的儿子送到部队上。仲村河西十八岁的宋传久要求参军，得到了全家的支持，他离别了父母和新婚的妻子，毅然走向抗日救国的战场。盘石沟青年林万祥，在入伍后的第一次战斗中就英勇牺牲了，他的哥哥林万松怀着强烈的复仇怒火，抬起担架，冲向前线。象这样“兄带弟，儿别娘，父送子，妻送郎，前呼后拥上战场，同心协力打东洋”的事迹，不胜枚挙。兵员问题解决了。
一九三九年秋天，临（沂）、鄰（城）、费（县）、峰（县）四县边联山区，在党的领导下，燃起了抗日斗争的熊熊烈火，到处都拉起了农民抗日自卫团的武装组织，这是每一个爱国的中国人都感到髙兴的事，却引起了驻守在鲁南的国民党一一二师师长霍守义（原为东北军师长）一伙的忌恨。在他们的暗中支持和纵容下，国民党费县县长李长胜等人，于是年十二月二十八日，趁我农民抗日自卫团在费南官里庄召开会议之际，借口检阅队伍，强令我自卫团员排队集合，然后指使部下突然开枪射击，当场打死我自卫团干部、战士邱玉温等六人，打伤多人，制造了骇人听闻的官里庄惨案。
消息传来，广大抗日群众无不义愤填膺。我们当即召开会议研究对策。当时国共两党团結抗战的局面尚未公开破裂，打他吧，怕影响统J战线，加以我们的力量不够肱，武器差，又怕打不贏；不打吧，实在不甘心。正在大家感到决策难定的时刻，罗荣桓同志马上给了我们及时的帮助和指示。他向我们指出：“要抓住这个事件，进一步发动群众向国民党顽固派进行斗争。方式是组织群众向霍守义请愿示威。请愿是政治斗争。我们明知霍守义不是真心抗战，偏把他当做抗战的力量对待；我们明知他不会处理杀人凶手李长胜，偏向他请愿，将他的军，看他怎么办？”短短儿句话，使大家豁然开朗，明白了所应采取的斗争方针和策略。罗政委还具体指示我们要利用一切宣传工具，揭露霍守义之流的言行动向，造成强大的舆论攻势，以孤立敌人，为下一步的斗争创造条件。于是，按照罗政委的指示，我们迅即发动了数以万计的农救会员、自卫团员、进步人士和死难烈士的家属亲友，冒着刺骨的寒风，到我四县边联办事处请求严惩凶手，并至霍守义师部门前高呼口号，强烈要求为死难烈士伸冤报仇。抗议的呼声、血汨的控诉，表达了鲁南人民的正义要求。
在强大的政治压力和舆论指责下，霍守义不得不出来做一番表演。开始，在怒不可遏的群众面前，他假惺惺地说了一大套什么“李长胜制造事端是错误的”、“破坏抗战团结理应查办”等等漂亮话，而对群众提出的“严惩凶手，发还枪支、抚恤难属”的要求却迟迟不予答复。后来在谈判中间，他又公开为李 长胜开脱罪责，把“蓄意杀人，破坏抗战”说成是一场误会。在被我们驳斥得理屈词穷无言答对的情况下，霍守义竟大耍无赖，胡说群众是/受了共产党的煽动"。霍守义这种出尔反尔，信口雌黄的丑态，无疑是他反动本质的暴露，这对人民认清国民党顽固派的真面目十分有用，我们便在专门为加强“官里庄事件”宣传而办的《战斗报》上给以彻底揭露，弄得霍守义非常被动，’后来便干脆躲了起来，不露面了。请愿示威的斗争，剥掉了霍守义一伙的伪装，使他们在政治上受到孤立。这时，罗政委又找我们一起开会，他在分析了整个斗争形势之后指示说，“不要再继续搞请愿谈判了。现在群众的斗争情绪很高，霍守义避而不见，一方面说明他已理屈词穷，另一方面，也是他对人民的力量估计不足的表现。我看武装讨伐他们的时机成熟了，要及时转入武装斗争，不然的话，群众情绪就会冷落下去。你们要研究制定作战方案，组织农民抗日自卫团攻打崗口，严惩凶手。”他那深沉的目光，显示着不可侵犯的威严，他那有力的话语，铮铮有声，拨动着我们的心弦。
按照罗政委的指示，当时的三地委（鲁南区党委的前身）和四县边联县委立即召开了紧急会议，研究讨伐李长胜的问题，建立了以地委宣传部长燕遇明同志为书记的前线委员会，宋鲁泉同志担任自卫团总指挥，我因曾在这一地区担任过县委书记，也参与了指挥部的领导工作。会议决定组织二十四个农民抗日自卫团，分五路讨伐李长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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