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一九三七年“七·七”芦沟桥事变，日寇的铁蹄践踏了我国华北，逼近了黄河。当此紧要关头，师范讲习所的学生同全国人民一样，迅速掀起了一股抗日救亡的怒潮。他们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烧杀抢掠等残暴行为无比痛恨，对国民党军队的腐败无能，节节败退义愤填膺，而学校当局仍以“读书救国”的滥调多方限制学生参加抗日救亡活动，并对安波等同志严加监视，引起了学生们的强烈不满，发生了震动一时的罢考斗争。十一月间，学校当局不顾学生抗日救亡的要求，强行月考。同学们因无心读书，更没有心绪考试。老师发了考试卷以后，同学们互相观望，以目示意罢了考，纷纷交了白卷。
罢考的行动震动了政府和学校当局。当老师拿着考卷走出教室，同学们正在商量下一步的对策时，校长徐乐亭急急忙忙闯进教室，他气势汹汹把学生训斥一顿，又散布了一通抗日与学生无关”的无耻谰言，紧接着就是责问是谁先交的白卷。教室里沉默了一会儿，刘玉珊同志（“民先”成员，党的发展对象。抗战争期间任中共费南县崇圣区委书记，一九四一年冬季反扫荡战斗中英勇牺牲了）猛地站起来说：“是我先交的。”徐乐亭质问：“你为什么不好好读书，领头交白卷？”玉珊同志义正辞严地说：“日本鬼子打到黄河北岸了，光考试不抗日，能不当亡国奴吗？”这位校长想打儆百，就指着刘玉珊说：“你到台上来讲！”玉珊同志从容走上讲台，徐乐亭心慌意乱，赶忙动手去拉，刘玉珊同志毫不让步。这时同学们“轰”地一下都站起来，表示支持刘玉珊。徐乐亭看势不妙，就说：“你跟我到办公室来！”拉着刘玉珊向校部走去。刘玉珊和徐乐亭刚走出门，教室里就活跃起来了，同学们搬起书籍文具一哄而起，宣布罢课，川到了宿舍。校方无可奈何，只得把刘玉珊同志放回来了。
当天夜里，整个学校处于异常紧张的状态、我们支部由李春泰、赵广德、李瑞祥（即：李华林、赵光、李扑）三个同志具体研究了罢课以后怎么办？当时工委书记王宗一同志在农村教书，距城很远，来不及向他请示；我们支部同安波同志只有个别关系，又刚刚在他的课堂罢了考，马上找他也不方便。大家想来想去，忽然想到在《星火》小报上有一则报导：山东人民抗敌后援会在泰安集会，号召全省人民动员起来一致抗日。在发起人名单中，有尹浩林（是林浩同志行前留下的名字），杨涤生（林浩同志介绍的省“民先”总部联系人）等同志的名字，便决定带领大家到泰安去参參加抗战，并确定和“民先”的同志们一起，做好同学们的工作，次日早饭后行动。整个一夜，党员和“民先”的同志都在同学们中做工作，组织队伍。这一夜，学校当局也很紧张，他们责令工友把后门落锁，前门紧闭，任何人不得擅自出入。校长和教师轮换到学生宿舍一面监视，观看学生们的动向面劝说，做同学们的瓦解工作。开始，同学们采取置之不理的态度，后来就干脆和他们展开了辩论，特别是和那位校长辩论得非常激烈。有的同学就说，在封建社会读书是为了中状元，坐高官光宗耀祖，欺压百姓；现如今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读书也是为了升官发财么？有的同学说，你校长读书大概就是为了当校长，拿薪水，过舒适的日子。只要保住你这个校长宝座，就满意了。有些同学说，日本鬼子快要打过黄河了，国民党节节败退，你这校长的宝座也快坐不住了。同学们的这些话，搞得他张口结舌，只是翻来复去地讲：“你们父母把你们送到我这里来求学，我要对你们父母负责，你们得听我的话。”同学们哄堂大笑地说：“听你的话，就只能当顺民，当亡国奴！”
第二天一早，同学们就将行李打起来，有的还搬到了院子里。校方看到学生真要行动了，连忙向国民党县政府教育科报告。顿时，这个小小的县城紧张起来，警备队如临大敌似地出动了。吃过早饭，我们把队伍整顿好，选了几个身强力壮的同学领头，趁校长和教师们正在吃饭的时候，把校门打开，一冲而出。到了大街上，就看到瞥备队已在街头、路口布满了岗哨，迅速将我们的队伍围住，不仅不让向前走，而且强令我们回学校。这时不仅校长和有些教师来了，国民党县政府教育科长也带领着一帮人来了。警备臥荷枪实弹不准老百姓接近我们。由于我们缺乏斗争经验，事前只以为冲出学校大门就可以顺利地走了，没有预料到会发生这样情况。这时，就只好坐在自己的行李上，同县政府教育科等人员展开辩论。我们质问他们：“为什么不让走？”他们气势汹汹地问：“你们到哪里去？”我们就理直气壮地网答：
“到抗日前线去，参加抗战去。”开始这帮家伙很蛮横，特别是那位教育科长怒气不息地说：“当学生的本身是读书，抗日的事用不着你们管！”我们质问他：“我国历来就有句名言‘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这话对不对？！”大家你一言我一语，搞得他很狼狈。后来他们就想出点子，要我们派代表谈判。同学们异口同声说，抗日打鬼子，人人有份，我们人人都是代表。要抗日的和不抗日的进行谈判吗？那么，你们是代表哪一方？这位徐科长听了这些话，大为恼火，得吼叫起来：“我不管你抗日不抗日，反正你们不能走。”他指了指警备队：“把他们给我赶回去！”说完他就夹着尼巴溜走了。
我们在大街上和他们辦论了一个多小时，以实际行动向费城人民群众作了一次生动的抗日宣传，对国民党的消极抗战，不准抗日的投降主义进行了有力地揭穿。市民们、土兵们听着同学们和国民党官员们的辩论，暗暗点头称赞，深表同情。有些人还公开说，学生们说得有理啊！
县长陆鼎吉（原是国民党省政府主席韩复榘的秘书，一九三六年夏派到这里当县长）见校方和教育科的人劝说无效，只好亲自出马了。大约在上午十点左右，陆鼎吉赶到现场，强令警备队把我们迫回了教室。教室周围被警备队包围起来，杀气腾腾。教室里空气异常紧张。这位陆县长在教育科和校长的陪同下登上丫讲台，讲起话来。这人吃，说起话来有个口头语，张口一个“我说的话的话”，闭一个“我说的话的话”，就象念经一样地要说十几次“我说的话的话”，内容却还是那一套“读书救国”滥调。整个教室除了他讲话以外，死一样沉寂。同学们都在等着看他还要耍什么新花样。他讲到高兴之处，突然说：“你们到底乐意不乐意读书？”教室内无人回答。他就采取了各个击破，打一儆百的办法，先从座位前排，找年龄较小的同学问：“你乐意不乐意读书？”开头的一两个人简单地回答：“乐意读书。”后来又问王恭三、杨振寰同学，“你们呢？”他俩回答说：“乐意读书，也要求抗日。”接着一个姓苏的同学站起来说“现在是抗日的时候，我不乐意读书。”这下可把县长气炸了，他大吼一声：“我的话的话，你不乐意读书，这个学校也不要你，你回家去罢，我的话的话。”这位同学当即离开了教室。陆鼎吉看苗头不对，不敢再往下问了，当即责令学校当局，宣布开除苏的学籍。同学们愤愤不平，和他们辩理。正当我们同政府当局和校部斗争激烈的时候，不期而遇地碰上了费城暴动。
四
费县城暴动，打乱了我们的工作部署，又加对暴动的真象不明，下一步工作方针不好确定。为了避免遭受损失，安波同志和工委的同志商量决定，将学潮暂时缓和下来，先设法向省委请示，以便研究下一步的行动方针。安波同志在这次学潮的掩护下，以此为借口向学校当局辞职，先离开费县，向省委汇报工作。安波走后，学校没有正式复课，也没有继续罢课，只是由同学们出面，在校内进行抗日的宣传活动，大唱救亡歌曲，排演一些抗战戏剧等。
济南沦陷，形势很紧，日寇沿津浦路南下，敌机沿交通线轰炸。国民党反动政府的“读书救国”早已破产了，他们对师范讲习所带头闹学潮的人想进一步追究，又抓不到什么证据，特别是没有抓到学潮与暴动有什么联系的人证物证，又恐学潮再起，扩大事态。一九三七年底，遂以“师生安全”为借口，发出紧急通知提前放假，并限学生三天内全部离校，实际上是强令学校解散。
安波同志走后，十来天不见回音，工委决定学生暂时回家，印发了同学们的通讯地址，确定好了联络网，一旦省委有指示再行联络。学生走后，工委决定派王宗一同志和两位老师一起找省委联系，并指定崔友仁和赵广德同志分别在城内外负责联络。
时间一天一天过去了，由于战争形势变化，安波和王宗一等同志均未回来。在两个月时间里，我们费县党组织和上级党失掉了联系。直到一九三八年二月，省委领导徂徕山起义，成立了山东抗日游击第四支队后，由黎玉等同志带领部队来蒙山前的柘沟开展工作，我们才又和党接上了关系。崔友仁、赵广德等同志根据省委的指示，立即和党员、民先队员以及进步的同学联系。同志们（同学们）都兴高采烈地到省委办的岸堤军政干校去受训，后来又一批一批地走向抗日的第一线和各个战斗岗位，实现了自己期待已久的崇高愿望。
(作者：李华林 赵 光，未经作者与本站允许不得转载)
（关键字：党性教育、沂蒙党性教育、临沂党性教育、党性教育基地、沂蒙党性教育、党性教育培训、党务工作者培训、干部培训、干部学院、干部教育基地、干部教育课程、红色教育、红色教育培训、沂蒙红色教育、临沂红色教育、沂蒙精神、沂蒙精神教育、国企党建、国企培训、机关党建、红色培训、革命传统教育、爱国主义教育、沂蒙干部学院、井冈山干部学院、延安干部学院、红旗渠干部学院、遵义干部学院、党校、临沂市委党校、人大培训、政协培训、统战培训、公安培训、检察院培训、法院培训、工会培训、统战培训、主题党日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