滨海区抗日战争的艰苦岁月(王众音)
发表时间：2020-02-14 18:45阅读次数：次
我是一九四○年十月左右到五地委工作的。这个地区当时属中共山东分局七区党委领导,以后由于根据地被敌人封锁、分割,它所处的战略位置日益重要,遂改由中共山东分局直接领导,称滨海独立地委。一九四二年四月,分局决定,四、五地委合并,仍称滨海独立地委。它的辖区是:胶济铁路以南,陇海铁路以北,西起沂、沭河,东至大海。
一九四○年下半年到一九四三年初,是山东抗战史上最艰苦最困难的时期,滨海地区也不例外,形势一天天恶化，根据地一天天缩小。环境恶化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敌人频繁“扫荡”。一九四○年前,日寇“扫荡”的重点是铁路干线、鲁南山区和沂蒙山区。特别是沂蒙山区,因为是我省党、政、军首脑机关所在地,敌人曾进行过几次大规模“扫荡”,所谓拉网战术、梳篦战术等等,使我党我军曾遭受过比较严重的损失。而这期间对滨海地区“扫荡”却比较少。可是,到一九四○年以后,情况就不同了,由于滨海地区战略位置重要,山东分局、一一五师、省战工会等领导机关都转移到这个地区,更加引起敌人注意。日寇对滨海区的封锁、“蚕食”、“扫荡”不仅越来越频繁,而且一次比一次残酷,如敌人血洗渰子崖、奔袭地委与军分区驻地十字路、温水泉等等。二是盘踞在滨海甲子山区的东北军于学忠的部队,逐步走向反动。这支部队是被日寇从东北赶到关内来的,不仅失掉家乡,而且蒋介石总想吃掉它,曾被人称为“孤臣孽子”。部队里面有我们党的地下工作者,也有不少爱国志士。正因为如此,我们积极和他们交朋友,争取其共同抗战,所以开始时于学忠对我们也比较好。一九四年一月“皖南事变”发生后,于学忠和东北军一天天变坏,他们背信弃义,不断向我进犯,在根据地边沿抢粮,摧毁我区、乡政府,杀害我地方干部和群众。尤其恶劣的是,百十一师副师长孙焕彩,乘我日照县委、县政府在沟洼休整之机,发动突然袭击。县委、县政府机关在组织突围时损失很大,县大队第四中队大部战士被俘,县机关也有七、八个同志牺牲。这就是“沟洼事件”。在这股反共逆流的影响下,地方土顽许树声、李延修、尹鼎武等,也越过泰石公路继续向我进攻。三是一九三八年八月我们收编的土匪武装朱信斋部公开叛变。朱信斋叛变,制造了骇人听闻的“浮棚山事件”,一夜之间,捕去我党员、干部二百余人,被杀害者近百人。
由于敌、伪、顽的联合夹击,当时的滨海根据地仅剩下莒南、日照南部的十字路、坪上、碑廓、柳沟等很小一块地方。经济上也遇到了极大困难,吃饭穿衣都成问题,在反“扫荡”中,大家有时只得吃山果、野菜、花生皮、地瓜秧,穿的是补了又补的衣裳。吸烟的同志就把芝麻叶、花生叶晒干搓碎当黄烟。当时女同志都离开机关,化装成当地群众,挽起发纂,疏散到贫雇农家中做工作。部队枪枝弹药很缺,伤员的医治,兵员的补充都极困难。在这艰难困苦的岁月里,我们革命队伍中的少数意志薄弱的人,对抗战畏难发愁,对前途丧失信心,个别的甚至动摇妥协回家。面对着恶劣的形势,艰苦的环境,滨海地委在山东分局领导下,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首先是不断地进行革命教育，使党内党外、干部群众树立抗战必胜的信心。号召全区党政军民,在最困难的时刻,咬紧牙关,渡过难关。其次是由党带领广大军民同敌、伪、顽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渰子崖战斗就是一个典型。一九四一年十二月,沭水县渰子崖村男女老幼几百人,用大刀、长矛、菜刀、土炮,同一千五百多日寇苦战一天,消灭日寇一百余人,全村也有一百四十七人壮烈牺牲。当时滨海区参议会为牺牲的群众所立的纪念碑,现在还矗立在渰子崖东岭,碑文上写着:“云天苍苍,述水泱泱,烈士之风,山高水长。”再是一九四一年,山东纵队二旅,在旅长孙继先、政委江华带领下到达滨海地区,与地方党政一起,坚持和开拓了新的根据地。二旅三个团南下赣榆,打开了局面,滨海根据地得到扩大,控制了莒南、日照南部和赣榆、沭水北部地区。这时形势虽有好转,但敌强我弱的态势和敌、伪、顽勾结向我进攻的局面,仍没有改变。
一九四二年四月,刘少奇同志代表党中央从华中来山东,检查山东分局的工作,这是山东形势好转的根本转折。他在作了充分的调查研究之后,指出山东存在的主要问题，一是没有很好的发动群众,没有认真贯彻依靠贫雇农,团结中农的路线,在根据地内,基本群众的优势还没有树立来;二是在友军向顽军转化,不断与我发生磨擦的情泥下没有及时开展磨擦与反磨擦的斗争,而是迁就、退让,怕影响团结,结果顽固派得寸进尺,我则处于防御、被动地位；三是在处理友党友军关系上,没有正确执行独立自主的统战方针,而是象当时人们所说的一句俏皮话“统而不战”。
其中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在对待国民党进步派“抗敌同志协会”的问题上。“抗协”本来是从国民党内部分化出来的一批抗日进步力量,作为上层,它有一定的影响和号召力,我们与之合作,团结抗战是完全必要的,对它的帮助也是应该的,但不能“喧宾夺主”。我们的错误是在于从省到县帮助它建立起党的组织,建立起各级的抗敌自卫军,帮它发展党员、扩大队伍、输送武器等等。开始,他们还比较谦虚,后来力量壮大了,就不要共产党的领导了,要和我们争高低了,他们某些下属组织常与我们发生磨擦,出现了不少矛盾。当时有的同志说:“这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少奇同志在滨海区工作的四个月期间,对山东工作作了精辟的分析、全面的指导、系统的部署。山东分局根据少奇同志的指示,在临沭县的朱樊村召开了分局扩大会议,山东分局书记朱瑞同志代表分局作了《山东抗战四年我党工作总结及今后任务》的报告,在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了今后斗争的总方针和具体任务,随后又作出了《关于减租减息改善雇工待遇开展群众运动的决议》。不久,国民党山东抗敌自卫军也改由山东军区统一指挥。少奇同志来山东,不仅扭转了山东工作的被动局面,而且在山东抗战史上揭开了崭新的一页,这是历史的转折,也是少奇同志伟大的功绩。
遵照少奇同志的指示,在山东分局的直接领导下,滨海地委重点抓了以下几项工作,概括起来,就是五个坚持:一、坚持发动群众,开展减租减息运动。少奇同志来山东前,滨海地区也曾搞过减租减息,由于没有充分发动群众,减租减息也就流于形式。这次,在少奇同志亲自指导下,山东分局确定滨海区的莒南、临沭为“双减”实施中心县,并派出大型工作团进行试点。我们地委也全力以赴投入“双减”运动,在充分发动群众的基础上,以贫雇农为骨干,建立健全了农救会、青救会、妇救会等等。据一九四二年麦收期间统计,滨海地区农救会就发展会员六千一百六多人,到一九四三年底,全区就拥有职工会员一万零四百五十五人、农救会员六万一千二百五十一人、青救会员九千四百二十九人、妇救会员二万二千八百二十人、自卫团员十一万九千一百一十九人、儿童团员一万二千八百四十七人、民兵三万八千九百九十九人。这些群众组织的建立,对开展减租减息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在减租减息运动中,对于那些日寇勾结,残酷剥削农民欺压群众,民愤极大的恶霸地主，就发动群众和他们开展面对面的斗争。现在有个电影叫《平鹰坟》,就是反映当时莒南县大店“双减”反霸斗争的纪实,斗争恶霸地主“庄阎王”的纪实。当时,攻破了大店这个几百年来的封建堡垒之后,滨海区的“双减”运动就迅速地“四面开了花”。到一九四四年底,仅据滨海中心地区统计,在二千七百六十五个村中,已完成“双减”二千一百二十四村,占百分之七十五。“双减”运动的开展,减轻了地主对农民的剥削,大大改善了农民的生活。据一九四二年底统计,仅莒南、临沭、沭水、赣榆四县,减了租的佃户有一千九百九十户,减租亩数达三万一千二百七十四亩,共减租额十万九千二百五十二斤。临沭县在两个月内就有一千三百多人增资,得粮九万多斤。尤其是大店的“双减”,涉及三个县、十个区、六十四个村庄、六百一十二户,共减租土地八千二百六十亩,退租粮食七万八千四百三十斤,柴草七万多斤,找工钱三十五万多元。总之,通过“双减”，广大农民不仅在经济上、政治上翻了身,而且组织起来,形成了一支强大的阶级力量。这时候,我们党与农民的关系,才真正的鱼水相融了,党才真正在农村有了坚实的群众基础,党的任何号召都及时得到了农民的支持。以参军为例,一九四二年和一九四三年,全滨海区就有一万九千三百四十三人参军,一九四四年春开展大参军运动时,又有六千三百四十三人入伍,完成原计划的百分之三百七十三。
坚持精兵简政。精兵简政是党中央的英明决策。当时根据地普遍缩小,群众负担很重,财政困难,部队、机关吃穿都成问题。加之敌人残酷“扫荡”,庞大的机关行动也很不方便。因此,根据中央指示,我们坚决裁减了部队、机关的老弱,精简了编制。许多干部、女同志下放到农村去工作。一个团压缩为一个营,一个营压缩为一个连,党政机关也大量精简。当时我们地委机关是很精干的,总共才二、三十个人,大家扛上枪,带上手榴弹,又打仗,又做群众工作,既是工作队,又是战斗队。当时由罗荣桓同志率领的一一五师也进行了缩编,一个旅编成一个团,一个团编成一个营,一个营编成一个连。整编后旅长下去当团长,团长下去当营长,营长下去当连长。这样做,部队干部加强了,战士精干了,机关战斗化了,不仅减轻了群众的负担,加强了自己的战斗力,而且目标缩小,行动敏捷,一天能转移三、五个地方,既减少了损失,又便于灵活机动地打击敌人。
坚持武装斗争,开辟新的根据地。在滨海地区,当时党的主要任务是进行反“扫荡”,打仗是我们党政军民的头等大事。为适应对敌斗争的需要,当时一一五师的领导人罗荣桓同志提出一个新的作战方法,叫“翻边战术”,也就是说,我们采取积极的防御--敌进我也进。在敌人向我们进攻时,我们却反过去,插到敌人后方,使它扑一个空，打乱它的部署。并且乘敌人后方空虚之际,出奇制胜,打击敌人,拔除据点。这样做,收效很大。一九四一年到一九四三年,我们先后攻克了青口、赣榆、柘汪、海口等敌伪据点，并发动了著名的海陵反“蚕食”战役,在军事上取得了重大胜利。在反“扫荡”中,我们十分注意做好敌伪军的分化瓦解工作,派出一定数量的党员、干部,打入伪顽军中,通过耐心细致的工作,争取他们反正起义。一九四○年秋,我们争取了国民党赣榆县一部分部队起义,后来改编成了我军的一个独立团。与此同时,我们还抓紧开展敌占区的工作。泰石路以北虽然暂时被敌人占领了,但我们仍进行着秘密工作,整理被破坏的党组织,建立新的党支部。一方面党员作长期隐蔽,另一方面又要领导群众与敌伪进行合法斗争,并为下一步收复这块地区作积极的准备。
坚持开展大生产运动。为响应党中央号召,在滨海地区,我们发扬“南泥湾精神,”自己动手,解决吃穿问题。机关、部队带头行动,一是帮助群众开荒、种地,增加粮食、棉花产量;二是我们自己进行生产,养猪、养羊、晒盐、运盐、纺线、织布。那时我们都学会织袜子、织手套,这样慢慢地日子就好过了。过去到一个地方没有饭吃,全靠司务长、管理员到庄里去凑煎饼、地瓜,饥一顿,饱一顿。通过开展大生产运动,我们不仅解决了吃穿问题,而且逐步建立起了被服厂、鞋袜厂、医院、卫生所,还建立了兵工厂,步枪、手榴弹也能自己造了。据一九四二年底的不完全统计,滨海全区共开垦荒地一万二千多亩,打井四百多眼,植树六十多万株,筑堤开渠十五里,使两万多亩耕地免受水患。仅一一五师教二旅在十个月中就生产节约一百多万元。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不仅改善了机关、部队的生活,而且减轻了群众负担,密切了与群众的关系。
坚持做好友军工作。在滨海区,我们的友军工作主要是对东北军。东北军里很复杂,国民党特务积极插手,以致这个部队日趋顽固,不断与我磨擦。但是,里面也有进步势力,我党在这个部队中也有相当基础。当时,谷牧同志就是我地下党的负责人。根据少奇同志的指示,我们对这样一个部队采取又斗争又争取的方针,既打又拉,拉中有打,打中有拉。东北军的百十一师师长常恩多是一个进步、爱国军人,他在临终之前,看到东北军日益反动,遂毅然带领全师于一九四二年八月举行起义。起义部队到达我根据地莒南县的王家坊前时,常即逝世。常恩多逝世后,百十一师即由该师旅长、共产党员万毅同志任师长,后来编为八路军滨海支队。百十一师起义,对国民党投降派是一个沉重打击,对我们坚持滨海斗争起了重要作用。一九四二年底,我们又发动了第三次甲子山战役,罗荣桓同志亲自指挥,曾国华同志任西路指挥,我任政治委员,梁兴初同志任东路指挥,罗华生同志任政治委员,两路夹击,把东北军的顽固派孙焕彩师全部消灭,一举收复了甲子山区。甲子山战役的胜利,从根本上扭转了滨海区的形势,从此,于学忠部退到泰石公路以北,整个泰石公路以南的大片地区成为我们的根据地。在这一段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岁月里,由于党的领导,群众的支持,我们经过浴血奋战,终于坚持过来,为以后向泰石公路以北进军,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打下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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